第二天上午，我站在医院档案室窗口前。昨晚接电话的老管理员找出借阅登记本，翻到折角的一页。
“三年前来调记录的，是个年轻姑娘。”
日期、事由、签名都在同一行。事由写着“家属核实”，后面三个字是沈疏月。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管理员以为我没看清，把登记本往前推了推：“借这种旧档要核对身份，来人自己登记，不会由我们代签。”
所以这不是同名，也不是谁替她办的。三年前，沈疏月亲自来过这里。
那时我还没有回沈家，血型事故也没有发生。她却已经沿着二十年前的出生记录，先一步接近了这个秘密。
她知道村口的路，知道养母卖了陪嫁镯子，也在看到银镯内侧刻痕后急着毁掉它。那些曾经断开的细节，终于有了同一个起点。至少从三年前起，她对我的来历就并非毫无准备。
“这页能复印吗？”
管理员点头。我看着登记页从机器里吐出来，又拍下原件，把复印件折好收进包的夹层。直到走出档案楼，手指仍不受控制地发抖。
只要把这张纸带回沈家，沈疏月就再也不能把查档说成偶然。
我走下两级台阶，却停住了。
现在摊牌，她会否认，沈家也会像寿宴上一样先护住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一旦亮出证据，就可能惊动当年真正知情的人。沈疏月为什么查、查到了多少，都还没有答案。
我要的不能只是一场争吵。
我转身回到窗口：“师傅，二十年前产科的值班表，还在吗？”
管理员找了片刻，从旧柜里取出一沓泛黄的复印件。我按出生日期逐行核对，值班护士、交接和巡房记录都列得清楚。翻到最后一张时，备注栏里一行褪色的小字截住了我的视线。
“家属要求调换，已签认。”
旁边留着一个签名。它不属于当晚任何一名值班护士，却以家属身份出现在这份记录里。
我把值班表与借阅页并排放在柜台上。三年前，沈疏月来查过这份档案；二十年前，另一个人在“调换”下面签了字。她知道多少仍不能确定，但所谓医院失误，已经不足以解释这行记录。
我申请复印那一页，将两份材料分别收好。
这一次，我没有急着回沈家。
我要先查清，二十年前签下这个名字的人是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