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警将鉴定报告递到律师手中时，纸张摩擦的声音像钝刀划过玻璃。
“经三家司法鉴定机构联合诊断，“律师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谢临川患有重度解离性身份障碍，体内存在具有反社会倾向的第二人格。“
闪光灯突然炸开刺目的白光，我眯起眼睛，看见报告上“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“的结论被红笔圈出。那些记者举着相机的手在抖，快门声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——原来全世界的闪光灯，都亮不过我眼底熄灭的那盏灯。
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的第三个月，法院判决书躺在茶几上，边角被我抚得卷起毛边。
“强制医疗终身监禁“七个铅字烫得惊人，而我的缓刑判决像根细针，慢悠悠地扎进心脏：一年刑期，两年观察。
“妈，您真的不去送送爸爸吗？“悠悠的小书包还挂在玄关，铅笔屑还粘在门框上。我蹲下来擦那些早已不存在的痕迹，灰尘迷了眼睛。
缓刑期间每次探视，谢临川都蜷缩在会见室的角落。他的白大褂皱得像被踩过的云，曾经能背出《民法典》全文的嘴唇，现在只会机械地重复：“不是我“
后来他开始吃抗精神病药物，药效让他眼神涣散。有次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惊人：“言言，我梦见悠悠在哭“我数着他手背上的针孔，那里渗出的血珠比道歉更鲜红。
两年后的春天来得特别迟。主治医师说那个暴戾的第二人格已经“沉睡“，我却在谢临川眼里，看见永远擦不干净的阴翳。
出院那天我没有去接他。凌晨三点拖着行李箱下楼时，电梯镜子映出我凹陷的脸——原来有些人离开后，连影子都会慢慢褪色。
南下的列车摇晃着穿过隧道，手机在包里震动。是公婆发来的照片：谢临川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站在康复花园里，身后护工的手虚虚扶着他的肩膀。照片边缘有被反复摩挲的折痕，像谁在努力攥住最后一丝联系。
我删掉照片，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。窗外的油菜花田连成金色海洋，恍惚间又看见五岁的悠悠举着星星跑过来，发梢沾着蒲公英的绒毛。
“妈妈，你看！“她献宝似的举起画纸，“我给星星画了爸爸妈妈“
列车轰鸣声吞没了未尽的哽咽。我知道有些伤口永远不会结痂，就像有些爱，注定要以毁灭的方式证明它存在过。"}